Project Loon

普京民望下滑產生骨牌效應，引致執政的統一俄羅斯黨（United Russia）和內閣政府遭受人民怨氣漸多，其支持度跌至十年新低的31%，只有23%受訪者認為它能代表人民利益。

然而，作為一個科學家，我知道我的知覺不一定能揭示杯子蛋糕的實際感受。每當我接近籠子時，其他天竺鼠都尖叫著跑開，只有小小的杯子蛋糕會安靜坐著，就好像是等著我把她抱起來，然後立刻爬進我的頸窩用鼻子直蹭。

我們必須拋開對自己寵物的多情感受，放掉本質主義的人類天性理論，小心謹慎地探究證據。科學家都相當同意，地球上的許多動物（從昆蟲、到蠕蟲、到人類）共享相同的基本神經系統設計。男孩看起來沒有受傷，而讓人嚇一跳的是，幾小時後男孩的母親（當時不在現場）報警將羅迪逮捕，還把牠登記為「可能有危險的狗」。動物就跟我們一樣能經驗情緒似乎很明顯。人類有動物情緒嗎？是的，他們大部分相同。

（大約在250萬年前，彌猴與人類共享最後的共同祖先。當你遇到狂吠不已的狗時，牠真的是感到憤怒嗎？或這只不過是領域行為，或是過度熱情地試圖表現友善呢？簡言之，狗能經驗情緒嗎？ 根據常識，我們通常會回答：「當然可以」，羅迪在咆哮時感到情緒。奧斯卡的收入則拿去付上一季的借貸。

它是基於對這些資產的誤用而出現效能上的短缺。兩者都面對明確的制約，但是奧斯卡卻因為自己的行為而困在匱乏之中。這些情境說明匱乏不只是關於實體的資源。最初的匱乏與其後的行為結合導致匱乏的擴大。

雖然菲利克斯和奧斯卡兩人賺到同樣的收入，奧斯卡有部分的錢必須支付借貸的利息。不過有一些匱乏——例如這些攤販——則是和人類行為有關。

在第一個例子裡，菲利克斯和奧斯卡有同樣的工作和同樣的時間。每天省下一點點，小販五十天之內就可以擺脫債務。她可以喝杯茶、買點dosa（印度的脆餅）這一類零食，或是給孩子、孫子買點糖果。對菲利克斯來說，因為他剛聽完課，所以對內容印象都還很深刻。

在兩個例子裡，菲利克斯和奧斯卡可用的資源相同，但是只有奧斯卡體驗到匱乏。生活在發展中國家，每天只能支用一美元的人，和生活在已開發國家可支用一百美元的人，他們之間的差別與他們的行為沒有太多相關，真正相關的是他們的出生地。在「匱乏陷阱」中的人就和小販一樣，可能原本就存有非自己所能控制的匱乏因素。如果小販生在紐約，她應該會富有得多。

事實上，奧斯卡只不過落後了一步：他在做的是上個禮拜的作業。我們習慣認為匱乏是現實的一部分。

而且這筆借貸可不便宜：平均攤販借錢的日利率是五％。有些時候也確實是如此。

不過這裡最有趣的東西偏偏也可能是最容易錯過的。每天五％複利累積非常快。他要花更多時間準備功課，老是覺得來不及，每個禮拜都要匆忙趕做遲交的作業。雖然每個攤販都能參加這個「計劃」，卻沒有人會好好運用。它讓人持續落後一步，持續支付前一個月的花費。更廣泛來說，匱乏陷阱不只是實體上資源的短缺。

不過事實上，她只要五十天。想像有菲利克斯和奧斯卡兩個學生。

如果說她每天都不把這五盧比花掉，而拿這錢去補貨的話。幾乎每個小販的預算裡都有小小的寬鬆，讓她必要時可以轉圜。

不過我們特別有興趣的是什麼行為導致了匱乏。她每天就可以少借五盧比。

有些攤販一千盧比是自己的錢，不過大部分攤販（照我們的統計數據是六五％）是借來的。各種事物讓人目不暇給。它也是一種管理和運用所有物的方式，以致於看起來以及感覺上比實際有的還要少。他們的商業模式很簡單。

她一整天下來大約收入一千一百盧比，賺到一百盧比的毛利（比兩塊美金多一點）有一部分人出現權衡取捨的思維，他們不由自主想到「要買它的話，我得放棄什麼？」會問自己這個問題的幾乎都是貧窮的這一組。

如果你多花十塊錢買東西，你買其他東西時必然少了十元（即使這個「其他東西」是你留給子女的遺產）。——美國總統艾森豪，一九五三年 你在餐廳裡和幾個朋友共進晚餐。

它等於五十幾英哩的混凝土高速公路。如果我們再繼續想下去，當然我們到某個程度就會知道並非如此，但是我們不會因為這個想法而做出行動。

打包大行李箱的人當他考慮要不要放一雙運動鞋進去時，他想到的只是他想不想帶。當然，對於預算較緊的人而言，十塊錢也許就像節食者的三百卡熱量：花掉的金額必須計算進去。和前面的調查一樣，我們請受訪者設想買果汁機，富有組提到取捨權衡的不到三○％，而貧窮組則有超過六五％會提到。我們沒有需要為了買這個東西而在別的地方做出犧牲。

我們感受到有了某個東西代表必須放棄其他東西。當我們手頭上的時間或錢不是那麼緊，我們比較不會專注在這些問題，取捨的情況也就不那麼明顯。

在打包行李箱的比喻裡，小的行李箱迫使我們了解到放一個物品進去，意味著要把其他物品拿出來。不是每個細縫和夾層都被塞滿。

我們進入「權衡取捨的思維」（trade-off thinking）。值不值得放棄飯後甜點？或者明天早餐的貝果？飲食控制讓我們變成卡路里的計算員。